“我有机会走访了世界各地。我吃惊地发现，世界上有很多儿童得不到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疫苗、营养食品和干净的水等。回来后，我进行了仔细的思索和研究。我发现，如果我们能提供疫苗或食品等，实际上我们就能以很低的花费每年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我觉得这事很紧急，不愿等到我老了以后再来做慈善工作，所以就决定成立这个慈善基金会。”

　　——比尔·盖茨

　　文◎陈耀明

　　从“世界首富”到“最慷慨的慈善家”

　　在《福布斯》今年2月26日公布的“年度富豪排行榜”上，比尔·盖茨依然是世界首富。不过，他名下的净资产已经缩水为466亿美元，比1999年的最高纪录900亿美元减少一大半。

　　那么，比尔·盖茨的钱哪儿去了？

　　我们注意到:在另一个排行榜上，即美国《商业周刊》去年12月1日发布的“现代50位最慷慨的美国慈善家排行榜”上，比尔·盖茨也是位居榜首。《商业周刊》是从2002年开始评选慈善家排行榜的，比尔·盖茨连续两次均居榜首。《商业周刊》的统计数字显示:比尔·盖茨的捐款总额达229.06亿美元。

　　众所周知，比尔·盖茨是个不会花钱的人，穿的是普通T恤衫和牛仔裤，吃的是麦当劳的汉堡包。几乎全世界的人都替他发愁:那么多钱，怎么才能花完呀？

　　事实上，早在1999年11月，比尔·盖茨就已经找到了一个花钱的好办法——创立“盖茨基金会”。他还在公开的遗嘱郑重宣布:将把全部财产的98%留给“盖茨基金会”，给3个孩子每人只留遗产1000万美元。

　　那么，孩子们会有意见吗？许多记者都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这个问题。

　　太太梅林达·盖茨去年10月在回答英国《卫报》记者提问时说:“他们3人现在才1岁、4岁和7岁，我现在最多也只能和他们谈论一些吃的、用的东西。他们将来肯定会得到一些财富，但要等他们长大一些才能跟他们谈这些。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教育得法，相信他们对待财富的看法不会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比尔·盖茨最近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提问时说:“我们跟他们解释说，世界上有很多穷孩子，没有毯子盖，没有东西吃……我们家里有个蹦床室，而他们到别的孩子家里去，会发现别人没有这个。于是我们说，我们已经非常幸运，因此我们就应该做这些事。”

　　每周有10小时忙“盖茨基金会”的事

　　比尔·盖茨曾有一句名言:“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

　　现在，比尔·盖茨为他的数百亿美元找到了最有意义的投入方向——“盖茨基金”。他公开表示:“我对财富的态度是，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它。目前基金会的规模已经很大，但还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因为最终我会把我所有的财富都投入到基金会里。”

　　“盖茨基金”全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目前的基金总额为260亿美元，大约是“福特基金”的3倍、“洛克菲勒基金”的10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据统计，“盖茨基金”启动的第一财年（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0日）就投入60个捐助项目，捐款总额达14.4亿美元，比美国政府的捐款还要多3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刚开始是在盖茨老爸的住所地下室办公，现在已搬进位于西雅图的一座两层小楼，共有工作人员216人，包括儿童健康顾问、公众健康管理专家、律师、财务人员等。据说比尔·盖茨平均每周都会抽出10小时来忙基金会的事情。

　　研究比尔·盖茨的人生轨迹，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创业阶段——创立微软公司，开发PC操作软件;20世纪90年代是腾飞阶段——使微软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使自己成为世界首富，那么，比尔·盖茨现在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则是打理“盖茨基金”。

　　据报道，比尔·盖茨计划每年为“盖茨基金”注入10多亿美元，其中60%的资金将用于为世界上贫穷的人们防治疾病。为了用好“盖茨基金”，比尔·盖茨甚至快成为半个医疗问题专家了，据说他在夏威夷度假期间，还饶有兴趣地通读了分子生物学家詹姆士·沃森的《基因分子生物学》一书。去年4月，他在接受《商业周刊》网络版西雅图总编辑杰伊·格林采访时证实了这个故事，只不过度假地点不是夏威夷，而是巴西。比尔·盖茨还透露:“生物学使我们人类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病魔。我目前就在阅读一些关于肺结核和艾滋病的书籍。我很喜欢普通生物学，如人的免疫系统什么的，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当然这也跟我们的基金会的工作目标有很大的关系。”

　　“盖茨基金”捐助项目实施以来，已使非洲一些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度提高，每个儿童的平均接种费用从不足1美元增加到10美元，成功地挽救了100多万人的生命。比尔·盖茨在去年6月接受《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两种感受是类似的——‘人们买了多少软件’和‘挽救了多少生命’，都是很漂亮的数字。”

　　期待“财富的福音”

　　有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分配机制分为三个层次：经营者通过市场获得收入是第一次分配;政府的税收调节是第二次分配;作为一种社会民间资源，作为平衡贫富差距的一种补充，在自愿性基础上进行的慈善公益捐款则是第三次分配。

　　今天，和比尔·盖茨一起发迹的这一代富豪，在慈善理念上比卡耐基、洛克菲勒那一代有更大的进步。《商业周刊》评论说:“他们不是在死后再利用其捐助实现其承诺，而是在生前就捐献大笔财富，因为他们能在生前利用其巨额财富和才能解决困扰社会的问题。他们的乐善好施还使他们能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子女，使子女们既能享受优越的生活，又能避免财富有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关统计显示:2001年美国的慈善捐款达1640亿美元，来自遗赠、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达2120亿美元，捐款数额比10年前增长了50%。根据《商业周刊》的慈善家排行榜，在过去5年内捐赠或认捐至少9500万美元的美国慈善家已经有50位。

　　目前美国获得减免税收的慈善公益机构大约有120万家，资金总额达6700多亿美元，占到了美国GDP的9%，成为防治疾病、赈济灾民、儿童保健、基础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

　　反观中国，即使在SARS肆虐的非常时期，我们在媒体公布的捐赠名单上可以看到某某街道一位退休职工捐款50元、某某村一位农民捐款30元、某某小学一位三年级学生捐款10元，却看不到那些大名鼎鼎的富豪的名字。人民日报主办的《时代潮》杂志去年发表《感受非典募捐》的文章说:“非典疫情爆发，民政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各地政府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机构等都开始接受社会捐款，但捐助始终难如人意。特别是抗击非典初期，中国富人阶层几乎是集体失语。”

　　今年3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又发表题为《谁阻碍了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的报道说:“当国内富豪榜频频赢得喝彩之后，国内为数不多的慈善组织也注意到他们。但是，几年来，在收到的捐赠名单中，往往难觅这类富人身影。”报道援引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另据中华慈善总会的一项统计，在该会筹集的善款中，50%来自国外，10%来自港澳台，而中国内地捐款只占30%左右。

　　那么，究竟是谁阻碍了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

　　从制度上看，美国开征高达50%的遗产税，对于富豪们来说，与其等死后交遗产税，还不如现在捐款，而且现在捐款还可以享受减免税款10%的优待。而我国的社会舆论目前尚停留在强调“保护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阶段，既没有遗产税，也没有完善的捐款减税政策。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日前还发表《贫富差距持续加大呼唤第三次分配》的文章指出:“除了外部因素之外，一些内部原因也制约了中国企业或富人的捐赠。少数国内的企业或富人缺乏捐赠意识或社会责任感，而大多数企业只知道如何通过捐赠获取暂时的广告效益，却不具备如何通过战略性捐赠赢得企业长远利益的知识与技能。”

　　今年3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引人注目的是，条例首次将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起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即可申请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及捐赠人、受益人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19日为《基金会管理条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向中外记者透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税收优惠办法。

　　即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富人们公益热情的一种期待，为具有慈善精神的富人们拓展了回报社会的渠道。

　　不过，对于那些在第二次分配过程中都想“偷税”的富人们来说，谁能指望他们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

　　究竟是谁阻碍了中国富人成为慈善家？除了外部的制度和政策，我看还是富人们的觉悟阻碍了他们成为慈善家，部分富人对慈善事业的认识还停留在广告效益的层面，相当一部分富人的财富觉悟还徘徊在没有心的沙漠、没有爱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