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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9月30日，中国与文莱正式建交。1993年8月，双方商定在各自首都互设使馆，并互派常驻大使。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中国首任常驻文莱大使。12月26日清晨，我自北京搭乘刚刚开航不久的文莱航空公司班机赴任，当日中午抵达斯里巴加湾市。文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卜杜拉先生等官员到机场迎接我。我抵达文莱的第三天，先拜会了外交部常务秘书林玉成先生，向林先生递交了国书和颂词副本，并商谈了递交国书的有关事宜和程序。

　　递交国书是一项严肃重要的外交礼仪活动，它标志着一国元首派到另一国家的常驻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为驻在国正式接受。各国对此都有一定的礼宾程序，虽然是一种形式，但当事人均认真严肃对待，这是对驻在国的一种尊重和礼貌，即使某些细节也应该避免可能出错。我早就听说文莱递交国书的程序非常独特与复杂，很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在递交国书之前，就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我首先礼节性拜会了使团长、新加坡驻文莱高专陈肯敬先生。陈先生是位职业外交官，当过新加坡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为人诚恳热情、风趣幽默。他在文莱任职近5年，对驻在国情况非常熟悉。他除了向我详细介绍了文莱递交国书的程序和应该注意的问题外，还同我谈起他所经历的或听说国际上有关大使递交国书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因当时气氛严肃，过于紧张而疏忽某些程序细节，发生一些技术上的差错，造成尴尬场面的故事。

　　他说，有的大使由于首次经历这种场面，在呈递国书时，双手哆嗦，结果把手中的国书掉落在地上;有的大使在递交国书时只顾握手致意，而忘了先呈上国书;有的大使因任务紧急，匆忙赴任，却把国书忘带了，丢在国内，直到仪式开始前才发现;更有一位颇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大使，从甲国调任到乙国，他在向乙国元首递交国书时，竟然不假思索，习惯地脱口而出，把乙国称为甲国，把面前的元首也完全弄反。

　　我理解陈先生向我介绍这些“趣闻”，他无意去调侃他人，而完全是出于一片善意，想对我多少提个醒。因此我带着感激的心情听了陈先生的一番介绍，同时我对在文莱递交国书之事心里也更加踏实了。

　　鞠躬最多的一天

　　1994年1月6日，我抵达文莱后的第十天，是我递交国书的日子。文莱是个伊斯兰君主制国家，各项礼仪既独特又严格。当天上午，文莱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加法尔先生陪同我去王宫先进行一次“彩排”，可见文莱王室礼仪之严谨。加法尔先生现场向我交待了新任驻文莱大使呈递国书的每一个细节，嘱咐我，不要紧张。加法尔先生特别叮嘱我千万别忘了带国书。

　　当日下午，加法尔先生乘坐礼车，由两名警察开着摩托车开道，再次来到中国使馆临时馆址——泓景酒店接我，加法尔先生在酒店客厅稍坐后，便陪同我登上文莱特备的礼车。礼车随开道摩托车进入王宫。礼车驶入院门时，王宫全副戒备的警卫行礼致敬。礼车在王宫正门刚一停下，两名侍从迅速上前开车门，正在等候的王宫典礼局局长穆赫塔尔先生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阿卜杜拉先生随即将我引向设在王宫广场前的检阅台，只见广场上上百名身着宫廷礼服的皇家仪仗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威严十足。当我走上检阅台站定后，军乐队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向我行注目礼。

　　简短的检阅仪式结束后，我在王宫礼宾官陪同下踏上红色地毯，迈步进入王宫，两旁数十名荷枪士兵列队迎候。我首先进入王宫候客厅落座，大约一刻钟后，我由穆赫塔尔局长和阿卜杜拉司长陪同前往王宫觐见厅，那里将是我呈递国书的地方。这时，我看到有着军人风度的苏丹陛下身着深蓝色马来礼服正候立在大厅内的王位宝座之前。按照文方礼宾规定，一到大门口，我首先立定向苏丹陛下鞠躬致意，然后穆赫达尔局长站到我的左侧，阿卜杜拉司长站到我的右侧，我们同时从地毯上的标志处起步，往前走，每到一个“*”处，停下鞠躬一次，先后三次，每颗“*”之间距离大约5米左右，在距苏丹陛下大约两米处停下，再鞠一次躬。我站定后，郑重地说道:“陛下，我荣幸地向您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阁下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达鲁萨兰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然后，用双手捧着国书递交给苏丹陛下，陛下随即将接受的国书放到立在我身旁的副外交大臣佩欣·阿里双手托着的特制御盘上。呈递国书后，双方都不讲话。我与苏丹握手后，再鞠躬致意。应该说，我的国书到此递交完毕，但仪式尚未完结。我还要根据固定的路线，后退到大厅入口处的那颗“*”处，这时穆赫塔尔局长和阿卜杜拉司长仍分别在我的左右两侧，每退到“*”处又要鞠躬一次，直退到最后一颗“*”处，我转身走出大厅。我回忆了一下先后大约鞠了七八次躬。我想这一天大概要算是我一生中鞠躬次数最多一天。离开觐见厅后，我被引到另一间客厅等候苏丹陛下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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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4年第11期）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原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