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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当道
文/作者:
毛春初
本刊主笔/毛春初 数字是平面的,但它却由多面的故事编织而成: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过30位女性成为了政府的首脑,而50年代,才一位(即蒙古的女总统);在世界百强公司的CEO名单上,女性从2000年到2004年间已经翻番;当然也有让人心惊的,那就是女性与恐怖组织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基地”甚至出杂志鼓吹更多的女性成为杀手。 女性在一系列事务中加速介入,都因为默克尔崛起、瑟利夫呐喊之后,才被世人重新觉察。可见男权世界对另一半的迟钝。我们把这些问题都聚拢过来,浓墨重彩地给女性一点空间,一方面是希望性别平等能取得更多胜利,另一方面是呼吁社会给女性更多的空间。 这是一个女性赢得胜利的时代,但远远不够,远远不够。 全球民选女总统 世界第一位直接民选女总统、欧洲第一位女总统是冰岛的维格迪斯·芬博阿多蒂尔。1980年~1996年在任。 亚洲第一位女总统是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1986年~1992年在任。 北美第一位民选女总统是尼加拉瓜的比奥莱塔·巴里奥斯·德·查莫罗夫人,1990年~1997年在任。 爱尔兰第一位女总统玛丽·罗宾逊夫人,1990年~1997年在任。 亚洲第二位女总统是斯里兰卡的库马拉通加夫人,1994年至今在任。 爱尔兰第二位女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夫人,1997年至今在任。 圭亚那第一位女总统珍妮特·贾根夫人,1997年~1999年在任。 巴拿马第一位女总统米蕾娅·莫斯科索夫人,1999年~2004年在任。 芬兰第一位女总统塔里娅·卡里娜·哈洛宁,2000年至今在任。 菲律宾第二位民选女总统为阿罗约,2001年至今在任。 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2001年~2004年在任。 政道篇: 她们骄傲地掌管了国家,但与男人面临同样的问题 过去20年来,一股平静的、未被人察觉的潮流已经把女性推向更高的公共领域。从1980年世界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芬博阿多蒂尔(冰岛)开始,这种现象已经开始了加速繁殖。2005年11月,默克尔成为了德国第一位女总理。紧接着非洲利比亚选出了瑟利夫作为总统——一个可能改变利比亚甚至非洲历史的女人。今年初,智利总统大选进入第二轮,女候选人巴切莱特离总统宝座基本是时间的问题了。再把眼光放远点,如果希拉里代表民主党参加2008年总统大选,她就可能成为全球最有权势、影响力最大的女总统。 当然,就历史来看,女性从政根本就不是个新鲜的话题,但近代乃至以前的女性干政、参政,哪一家子脱得了家族庇荫或者妻因夫贵这个圈子(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民选出来的女总统就是这个遗风的变种),她们的上台何曾让民众颔首称是呢? 相信品行而不是血统,相信能力而不是性别,这才是这股潮流的真正意义。而女性走向政治舞台,决不仅仅是一个性别的翻身,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的流布。 女人当政与男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8年前,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侵略、暴力、战争等更多的是与男人有关,而少与女人沾边,一个世界,如果由女人统治,它会遵循不同的规则。”根据2000年盖洛普民调显示,在拉美,62%的人相信女人执政在与贫困作斗争方面要强过男人,72%的人认为女人会比较注重教育,53%的人相信女人更会搞外交。还有一个好消息,女人当政更少出现腐败。 女性问政,很多人都喜欢把她们往“铁娘子”上靠,去挖掘娘子们的硬气和霸气似乎是个流行的反串。但其实,她们的“铁”更多的是一种片面的聚焦,谁能真正了解她们心中真正所忧。其实,只要是政治家,而且是民选上台的,民众的欢呼可以使你进入天堂,但他们的一口唾沫也足以淹死任何人,无论你是铁的还是钢的。 我们不挖掘她的私生活,因为我们不想把她们当成一个男人的妻子和一个厨房里的主妇,我们牢记她们是国家的主妇,是个政治人,只是性别不同罢了。
“德国女王”的地牢生活 个人档案:安格拉·默克尔,1954年7月生于德国汉堡。1986年,她获得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89年,默克尔加入“民主觉醒”运动,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90年,她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简称基民盟),从2002年9月起,她出任基民盟主席。 个人魅力:闷,对她别谈什么魅力。 当选原因:对默克尔来说,竞选就像是灌篮,而对手并不在场。因为施罗德在主政12年来,创造了12%的失业率,5年时间里经济增长率为零,这种局面对于任何一个挑战者来说都是再理想不过的。 面临困难:怎样赢得党派内部的信任,以及怎样驾驭一个联合政府。
只有死板的德国人才会选择她 默克尔成为德国女总理,这是从1000年前的提奥法努女皇(956年~991年在位)之后,第一位领导日耳曼的女性。但是德国的报纸并没有欢呼,相反媒体上的标题都非常刺耳,如德国著名商业杂志《WirtschaftsWoche》给出的标题是“囚困在地牢的总理”,而这本杂志的编辑给了默克尔一个称号“早餐总理”,意味着她只是出面主持一些早晨例会而不会讲什么有用的话。 媒体讲的确实是实情,在默克尔的新内阁中,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外交、财政、劳动、司法等都是社民党人(即原总理施罗德所在的党),难怪有人是这样嘲笑新政府,“这是一个在默克尔领导下的施罗德政府。” 作为女性参政,很多德国人都还记得1995年时任环境部长的默克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痛哭流涕。因为她提出的限制夏季废气排量和机动车车速的规定,遭到了多数成员反对,甚至总理科尔也不容情。默克尔深深地感到了在内阁的孤立,竟无法克制地哭了起来。这一哭反而使得那些反对的人不知所措,最后规定竟获通过。 德国人也显然记得,1998年科尔竞选连任失败之后,随即爆出一系列政治献金及秘密银行账户等丑闻。那时科尔最需要人来抚慰,但物理学家的默克尔竟然第一个站了出来,主张基民盟应该和科尔划清界限。一时间“背叛科尔”、“忘恩负义”的指责不绝于耳。 默克尔可能把政治游戏当成了物理科学,事事必须弄个对错,而错了就是违背了真理。她的这个性格使得她把政治玩得过于严肃,甚至不再把政治当成了政治,而当成了一种物理实验。 如果看看默克尔的一生历程,你不得不承认,可能世界上只有德国人才有这样的癖好选出这样一个憨憨的人来。 在高中同学们的印象里,默克尔从未有过男友,属于“没被吻过的一族”。她的同学回忆说,默克尔当年生活十分简朴,衣着的色彩总是很浅淡,以致曾有同学讥笑她是“灰老鼠”。 青年的时候,具体说来是1989年,当时柏林墙倒塌后,默克尔加入了“民主觉醒”,但是默克尔——一个向来不爱在公开场合表达见解的人,由于心思缜密,说话条理性强,竟逐渐成为“民主觉醒”的新闻发言人。 2005年竞选的时候,默克尔木讷的性格终于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在电视采访的时候,她紧张得两次把“毛收入”和“净收入”搞混,虽然这是小事,但是对于一个自诩为经济问题行家来说就不妙了。她甚至还拒绝与施罗德进行更多的电视辩论(只答应进行一次)。这种拒绝被大多数人解读为底气不足。所以大多数德国人对她的评价就一个字“闷”! 尤其在她当选后,一大群记者想从这位其貌不扬、土气又肥胖的奇迹创造者那里分享些喜悦,但默克尔只是一副平静的表情和毫不劲爆的“获奖感言”:“我做得不错,我心情也不错。” 地牢中的突围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杂志2006年第2期) 商道篇: 她们成功了,但赢得的地方恰恰在于性别优势 商道上的女强人应该比政道上的女强人多得多,因为从数量而论,全球的CEO绝对多过全球的President。 放眼全球,女性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领导企业走向成功。在日本,美林日本证券总裁小林泉美将她上任前这家混乱无序,巨额亏损的公司塑造成赢利的企业。在法国,罗朗丝·帕黎索成为该国最大的雇主团体的首位女主席,其目标是改革法国异常严格的劳工法,并教育人们热爱市场经济。在美国,eBay的首席执行官玛格丽特·惠特曼将这家网上拍卖公司打造成了全球电子商务企业。 当然要考察商道上成功的女人到底有多少,谁又是商界第一女强人,这多少有点困难。但是,正如女人从政一样,在商战中能够混出个头来的女性终归是少数,因为你不得不承认,总有一大批陈腐的观点横在女性的面前,妨碍她们走向成功。譬如,有的观点认为女性学不好数理化(这明显影响了女性在基础学科方面的学习);有的认为女性过于感情用事(拿一家大公司交给她放心吗?);有的认为女性在解决问题方面缺乏技巧(而这一点是管理人士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如是等等。 所以我们刚好能够看到一个结果:《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仅有1.4%是女性。尽管越来越多的商界女性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情况并未延伸到整个商业领域。女性商界领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消费品、金融服务、零售、出版和媒体。 在值得我们致敬的女强人中,有些人是公司高层决策者,有些人是继承了一家大公司,有些人是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但我们只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创业者,听听她们对职业和生活的第一感触。 奥普拉·温芙瑞 个人档案:生于1954年1月29日,美国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州立大学毕业。 第一份工作:1971年纳什维尔的地方电台广播员。 职业高峰:美国哈普(Harpo)娱乐集团董事长,电视节目主持人,拥有以自己名字为品牌的杂志、脱口秀节目、电影制作公司等企业。她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遍及118个国家播出,并且连续16年稳坐美国日间电视谈话节目的头号交椅。 口述历史: 当我人生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仅仅是找到一份工作。19岁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我会在电视台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年薪是1万美元。22岁那年我的年薪达到了2.2万。我记得,在电视台里面的洗手间里,我和朋友盖尔为此唱啊跳啊,她还问我,“天啊,你40岁的时候能够挣4万元一年吗?” 我的脱口秀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我总是探求真理。因为我经历过痛苦所以更能够理解痛苦的内核。从我访谈的几千位人士身上,我理解了人类经历的共同点:每个人都希望被倾听。理解和沟通成了我飞翔的翅膀。 我非常感激我有一个好的平台,它使得我走进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心中,当你能够通过一种管道发出声音,并产生共鸣,其美妙都是难以言表的,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王 薇 个人档案:生于1949年6月27日,纽约,毕业于纽约州的萨拉·劳伦斯学院。 第一份工作:1970年在圣罗兰(法国著名奢侈品牌)做销售小姐。 职业高峰:享誉国际的知名婚纱礼服设计师王薇,向来以华丽优雅、端庄且时尚的晚礼服称霸于纽约时装界,2005年曾获美国设计师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年度设计师大奖”。 口述历史: 有一年夏天,我走进了圣罗兰在麦迪逊大街的专卖店成了销售小姐。在此,我遇见了《Vogue》杂志(世界著名的时尚杂志)的编辑斯坦女士,她说她感到我身上有股特质。我从此得到一份新的工作。在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穿着圣罗兰的衣服,并且把指甲涂成了黑色和红色,这种打扮在当时的巴黎非常流行。但是,编辑们看到我以后,异口同声地说,“回家去换掉,因为你将要干一些脏活。”我只能换了牛仔服过来,梦想一下子就被真实触痛。 当我快40岁的时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开始创业时确实感到害怕,我曾经在拉夫劳伦(世界著名女装品牌)做过设计总监,我知道一件产品从出来到它被卖掉之间的艰辛。我知道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因为仅靠天赋是不够的,它还关系到你花的时间,关系到你怎样和顾客沟通,关系到媒体对你的关注度。我仍然记得店面开张签下租约的时候,那简直是我的死亡通行证,因为租金实在过于昂贵,而生意不可能立即红火,我得一个顾客一个顾客地去建立我的商业网络。 塔玛拉·麦隆 个人档案:1967年7月7日出生于伦敦,毕业于比华利山高中。 第一份工作:公关小姐。 职业高峰:麦隆是个富家女,老爸是“沙宣”的创办人,她大学都没念,就到英国《Vouge》杂志当服装配件编辑。1996年,麦隆创办了JIMMY CHOO。公司发展得很快,风靡欧洲时尚圈。 口述历史: 我一直以来就是独立的。当我17岁时,我在伦敦的波多贝罗大街摆摊卖我的旧衣服以挣点零花钱。我从来不想依靠我的父亲或者是丈夫,如果你经济上独立,你就有更多的自由空间。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导师,我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一切的知识基本是来源于他——他曾经告诉我,店铺租金不能超过营业额的10%。 作为一个团队里起关键作用的女人,我整天和顾客打交道,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顾客。我知道顾客想要穿什么。在商场上,我发现这仍是一个男权的世界,当我在处理银行事务以及店铺的租金时,感到心力交瘁。虽然现在我稍微好了点,但我仍记得自己刚刚创业时的样子。 在早些时间里,我绝对是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现在我都交由各个部门来负责。我的公司值2亿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两年里再开50家店面,一旦我们有了50家店面后我们就会坐下来,看看后几年我们还需要打造些什么。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杂志2006年第2期) 黑道篇:她们没进入高层,但却给别人发放了死亡通行证 这里的黑道并不是一般的江湖黑势力,而是专指为了极端的信仰而在世界上大开杀戒的恐怖组织。这些人眼里面不是那几吊小钱也不是什么帮派地盘,他们在乎的就是血腥,并以此来扬威立万,使得他们的极端理论找到实践素材,反过来,他们以这些素材来进一步激励更多的人相信他们的理论,从而使得整个世界都为极端所覆盖。这已经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而是人与魔的较量。 恐怖组织,在过去几乎是男人的专属区。就像战争让女人走开一样,这里原来并不欢迎女性。“基地”二号人物扎瓦西里在2001年前曾经建议塔利班招募一些女战士,但遭到了他们的一再拒绝,因为塔利班担心女性的加入会破坏既定的社会秩序。即使在“基地”高层,对于女性加入组织也是存在分歧。但是,随着拉登的影响减弱,新的斗争发展,“基地”在女性成为“战士”问题上渐渐没有了樊篱。尤其是2005年下半年以来,“基地”在最活跃的领导人扎卡维的带领下,女性竟然成了对付美军最厉害的武器,也使得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对策。 当然,如果把角度放宽泛些,车臣的“黑寡妇”和巴勒斯坦的“女人弹”也应该属于此列,她们和“基地”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还能够在国仇家恨中依稀找到复仇的理由,而这点恰恰为很多人一掬同情之泪,也为世界争论她们是否同属恐怖分子提供了引子。但她们在使用极端手段伤害无辜人群上是毫无二致的。 巴勒斯坦的一些武装派别原来宣传,男的成为了“烈士”后,就会有黑眼睛,肌肤光滑白嫩的少女在天堂伴随他。而现在他们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又加了一条,说女的成为了烈士,“她就会变成天堂里最纯洁、最美丽的天使。”“基地”为了使得其战斗力生生不息,也隐形地规定了“战士”在死去之后,他们的寡妇或者女儿要嫁给那些未死的“战士”。 这些规定更为恐怖组织缺乏人性提供了明证,他们青睐女性,无非是利用女性在活动中的便利(军警机构对女性的警惕性比男人低),以及女“烈士”可以刺激更多的男人上阵(女人都上去了,男人们能袖手旁观吗)。 女性成了恐怖组织的参与者,更是最大的受害者,她们没能力在现实的世界找到企盼,于是走向了普通人的对立面,成了挡住别人活路的障碍。这既是不幸,更是不妙。 缪里尔·德戈克 个人档案:1967年生于比利时。 按照德戈克的母亲在接受比利时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所讲,她小时候是个“非常好的姑娘”,高中毕业后她曾经从事过多种简单职业,比如糕点销售员,但德戈克不仅吸毒和酗酒,而且经常离家出走。 德戈克曾前后嫁给了两个持激进立场的穆斯林男子,首任丈夫(一名阿尔及利亚男子)把她变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她第二次嫁给了一个摩洛哥裔比利时人。她和丈夫在摩洛哥生活了三年,回到家乡时,人就变了样:蒙着头巾,生活孤独,她的全部的世界就是丈夫。甚至她走近父母身边的时候,也不太愿意讲话,父母在2005年夏天收到她一封信后就再也无任何消息,直到她丧命他乡。 在第二任丈夫的诱导之下,德戈克成为欧洲地区一个地下恐怖“支部”成员,并强烈支持“基地”组织的各类信条。2005年11月德戈克夫妇在离开比利时后,通过陆路进入伊拉克并且同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机构人员接上头。随后,这对“圣战夫妻”开始驾车分头开展爆炸行动。德戈克丧命后,其丈夫也很快被人杀死。 扎伦姆·穆萨卡娃 个人档案:生于1982年,车臣人。 穆萨卡娃今年24岁,在2003年被捕。她曾经被一个比她大20岁的商人绑架。由于生意场上的纠纷,商人被竞争者射杀,于是当穆萨卡娃还在孕期的时候就成了寡妇。 由于两次车臣战争,10年的无序与战争环境诱发了整个地区的暴力。在这个政府失序的乱世,男人可以绑架自己喜欢的新娘强行成亲,而绑架者可以用金钱和被女方的家庭达成妥协,当然也可以用暴力来解决。一旦她被人占有了,她就不可能再找另外的丈夫。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找一个非处女过活。 由于生计,穆萨卡娃干过几次小偷小摸,她成了整个家族的耻辱。儿子被别人带走后,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报复。她自愿参加了自杀队伍“黑寡妇”,并且接受了自杀训练,但在行动的最后一刻,她不想这样死去。 后来她在狱中接受记者采访,她谈起那些训练她的人时,就像妓女谈起了皮条客:“那人对我很好,总是给我讲笑话,从来不和我谈论死亡的问题。一方面,他训练我成为一个自杀者,另一方面,他又取笑我们大家都是疯子。可能正是由于他的取笑,我才没有完全放弃活下来的希望。” 《艾尔·坎萨》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杂志2006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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