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城里人过节了，但我的节日在哪里呢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毛春初　

　　在农历年的岁末，又有些机构在鼓捣着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根据其中一个调查结果，90%以上的中国人是幸福的。这个结果，笔者本来深感可疑，但后来仔细一想，有些明白了:

　　全部受访者才2000人（中国人由他们一次性代表了），相对于13亿的人来讲，他们几乎就像是双色球中了头彩，升斗小民不笑掉几颗门牙才怪，这满腔幸福还不竹筒倒豆子般展现出来？

　　二者，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把痛苦隐藏得最深的民族，笑容展示给别人能够带来面子上的金光闪闪，而痛苦一旦泄漏出去，就如同告诉别人，我不行，我没能力，这样谁敢轻易说自己不幸福，想招人看瘪不是？三者，中国人不谈痛苦，从现实状况来说，他们一方面找不到表达痛苦的渠道，二来，发泄出来也不大容易得到解决。

　　最后一点算我鸡肠小肚，是不是有关部门把调查当成了央视对春晚满意度的调查一样，不满者的声音几乎被屏蔽，剩下的都是乐呵呵、笑得肚子巨疼需要不停地趴在地上喊娘的主。

　　幸福，如果不是某些人来臆造概念取悦某些团体机构，应该是必须包含：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等等一些制度上的内容，而不是满足于一时一地的物价指数、受教育程度等琐细而容易流变的指标。如果没有一种制度的保障（且这种制度必须是善的制度而不是恶的制度），幸福的感觉就如同暖冬里盛开的桃花，无论它多么娇艳，凋谢的日子不会遥远。我以为。

　　而痛苦，既是个人的感受，也是个比较而来的概念。生活在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你所知的就是在一个专制国王统一之下的不同的地方风景，张三生了痴儿，李四娶了个悍妇，这都是生活痛苦的人们的下酒菜，也是精神胜利法者的参考标本。但现在不同了，人们的眼界已经被科技手段放大了，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观已经被碾碎，这是时代的进步。

　　诚然，任何时候总有一部分人承担社会的痛苦，但我们现在面临的痛苦，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在利益博弈中，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力量比差造成了痛苦，这种痛苦的承载者范围之大前所未有，而且它具有隐藏、持久、刚性的特征，它更加难以扫荡，更加难以解决。

　　对于调查结果，我们本来准备也来个全面反调查，后来，在采访了一批各阶层人物的典型事例后，感到一本杂志实在瘦小了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们的调查中，如果真的要和受访者谈起教育、医疗、住房、腐败等问题，没有一个人脸上不拧成麻花状）。于是不得不进行舍弃，以农民（农民工）为主体来探究真相。但即使这样，我们的事例也仅仅是反映了他们痛苦的一个侧面，还非常不具攻击力，但这是真相。

　　农  民

　　一些莫名其妙的机构，甚至捏造中国农民的幸福感最强，对这样的妄语，稍有腿脚耳朵能行动方便能洗耳恭听的人都不会下此判断。农民在失去了和城市的沟通桥梁（即农产品）之后，已经被社会甩到了毫无权力、毫无势力、毫无声音的最下层的角落里，他们是把几千年的悲惨宿命都压在了心坎里，他们不是不愿意发出声音，也不是不愿意来给大家带来喜色，但是在社会层层叠叠的构架之上，他们哪里有心情来和一个学究的人来谈什么深层的感受，他们一切的痛苦都化成了手上的老茧和额上的皱纹，你不看这里，你问他们幸福不？这不是糟践他们的一生行为吗？这不是藐视他们的劳作的辛苦和哭诉无门的惨痛吗？

　　农民把痛苦隐潜得最深。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表达痛苦的渠道，即使能够把痛苦表达出来，又有谁听，谁又能立时解决。于是，在几句浮浅的口头交谈中，他们最容易机械地展示某些人所希望看到的眼神。他们不愿意被人蔑视，他们不愿意被人呵斥，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仅仅如此：一个给社会充当主要劳动力和某些笑料的一群人。如果说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那么农民是弱弱势群体，下岗工人还处于城市中，他们还可以有组织地行动来谋取自己的应得利益，而散沙般的农民只有承受再承受。正如萧伯纳讽刺爱尔兰人那样：一辈子都在刨一块泥巴，饲弄一头猪，结果自己也成了一块泥巴、一头猪。中国农民何尝不是如此。

　　春节回乡，看见荒凉，这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清晰而又清贫的一笔账

　　受访者:付姓农民

　　地点:湖南衡阳

　　时间:1月31日

　　渣江曾经是湘军名将彭玉麟的老家，至今在他的祠堂里还蹲着两只威风依旧的石狮，而当年慈禧太后钦赐的匾额在某年某月已不知所终。解放后，这个小镇曾经传言要作为衡阳县的县治所在，可见当年此地的繁华。也就在几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渣江事件”（农民自发成立“减负”组织，而由于政府对“减负”代表采取万人批斗的手段，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暴力事件）。

　　春节的渣江镇是一片冬日的肃杀，放眼及处，农田被整片整治得像块不长毛的草原，平坦而又荒芜，目之所及，见不到多少鲜亮的颜色，除了门上刚贴上不久的对联。

　　主人姓付，家中就老两口，儿子当兵在外，女儿打工。在主人热情忙碌的时刻，我和他聊开了。由于多半牵涉到数字，而数字就是生活质量的最佳体现，我干脆把它做成了明细账，方便大家的眼睛。

　　收入:3264元（他们的4口之家按照土地分配应该只有2亩地——每人5分地，但由于他包种了亲戚家的一些田地，结果耕种了4亩地。本来湘南土地适合种双季稻，由于谷贱伤农，大家都改种一季稻了，一季稻价格：68元/百斤，他家的4亩地共收获4800斤稻谷。当然他不可能把稻谷全部卖掉，因为全家人还要吃饭，这里的收入是个理想值）。

　　农业直补:60元（15元/亩，由中央通过信用社的专用存折，直接发到每户农民手中）。

　　生产资料支出：共1170元

　　犁田:320元（租用别人的机器，80元/亩）。

　　化肥:330元 （一亩田需尿素30斤，碳铵70斤，尿素是1元/斤，碳铵是75元/百斤）。

　　农药:160元（一季稻要喷洒4次农药，约10元/次/亩）。

　　灌溉:120元 （水稻需要从远处的水库引水来灌溉，这钱是交给水库的）。

　　收割:240元（收割机租价是每亩60元，4亩田1个小时可以完成任务，因为他们家缺乏劳动力所以必须如此）。

　　生活资料支出:不明，但非常少。

　　他家的账非常明了，因为家庭的收入极其单一，除了地里刨来的，天上没掉，别人没送（当然他后来告诉我，儿子曾经寄来了3000元，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家庭收入，没有写进账单），而且家庭消费也极其简单。据他说，常年都没有用什么钱，平常的消费就是香烟和买点肉（不是每天），还有就是生日喜庆的时候花点钱，真正想办大事（如结婚、盖新房），这点收入是远远不足的。

　　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总是各种表情交加，而说到一年打的粮食的时候，他还是挺自信和兴奋的。“有的人才打了1000斤（每亩），我是1200斤，这活全靠勤快和经验。”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我知道了经验和勤快的代价。

　　“你为何不农闲时出去干其他活？”我把自己的疑问说出了口。“原来我还理发，帮别人砌房子，现在身体不好，闲在家里。”

　　他两夫妻一直身体不好，具体什么病，我没有探究，这是他们不能外出谋生计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他们村里，除了几家能够在本地做点生意闯出名堂外，其他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外面打工，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

　　“不是有合作医疗吗？”我原想他应该可以通过这个途径解决看病的问题，没想到他对这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不感冒，“好是好，但是谁愿意享受啊！这个合作医疗，小病不管，慢性病也不管，只管癌症等危险病。其实减轻不了什么负担。”

　　我默然了。

　　“没病是对后人最大的帮助”，被灶膛柴火映红了脸蛋的他，竟然说出了这么感慨的话。

　　“听说，中央要加大对农业的补助。”我努力把话题转向喜悦的一方面。“那东西，也不知道会不会落实啊！就如现在的农业合作化，全凭领导批条子，让谁搞就谁搞。”

　　接下来他又絮絮叨叨地讲述了取消农业税后的变化，农村生孩子会补助200元钱、2007年小孩子读书免学费、农药化肥涨价太快等，当然他还提到他们村里有些人在装了电话一年后反而把电话停掉了，因为座机费太贵。

　　我走出了他家门外，想透口气，不远处，一幢相当洋气的三层楼房伫立在一片土砖瓦房中，有人指点，那是县里某局长的家。

　　中国农民七大苦

　　1.供养大量公权人士。

　　一个人口不到20万的山城小县，竟有一正十副共11个县长，还不包括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县级领导;一个人口不到3万的穷乡，竟有一正六副共7个乡长，也不包括乡党委书记副书记等乡级领导;一个编制不到50人的小单位，竟有一正五副共6个局领导，当然也不包括纪检组长等享受局领导待遇的领导。这些都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颇具“中国特色”的事情。

　　2.农民子女受教育难。

　　中国农民的孩子受教育难，一是表现为教育资源匮乏;二是教育收费尤其是高校收费，相对农民收入来说太高而难以支付。虽然说国家在贫苦地区教育实行“一费制”，但是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农民自己在办，“义务”徒有虚名。农民既怕孩子不会读书，又怕孩子太会读书，2005年河北故城县青罕村的王洪印，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他大儿子实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可是他的喜悦一直被另外一件事侵夺:小儿子因为家里负担不起被迫辍学打工，而他的成绩比哥哥更好。

　　3.迁徙难。

　　坚决不让农民改变身份好像成了一种既定政策，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农村人想向城里人靠拢的唯一方法就是读书，而其他的种种尝试都会遭到各种政策的迎头痛击。农民没有了迁徙的自由，所以农民进城只能进去做候鸟，而不是座山雕。

　　4.缺乏社会保障。

　　中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他们主要靠子女维系残年，这也是中国农村计划生育阻力重重的重要因素（生得多总有一个孝顺的，这是概率问题）。而中国农民的医疗保障更是无从谈起。

　　在河南方城县赵河镇有一位老人叫张春，1957年他落下了哮喘病，一直浑身无力，40多年来，他从未下过地干活，因为没钱治病。现在他治病的唯一药物是5元一瓶的“克喘素”。他说，如果药价再涨，他就买不起了。

　　5.观念落后。

　　中国农民一生下来，几乎就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见识短浅。同时，后天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缺乏保障，这使得中国广大农民观念普遍落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甚至很愚昧。正因为观念落后，这又派生出许多其他的痛苦。

　　6.没有表达权。

　　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言人，中国的决策者都住在城里，即使是当上了人大代表的农民，由于素质不高，他们也不可能真正替广大农民说话。所以中国农民基本没有表达权，也没有向上层反应自己权利的渠道。

　　7.饱受歧视。

　　这还不完全指农民进城后遭到城里人的嘲笑，即使在农村，在权力部门的眼里，他们也根本算不上公民，甚至够不上人。看看这一件事就知道了，1994年，四川合江县一镇干部在处理一起伤害致死案件的赔偿问题时，公然对群众说:“死一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一只蚂蚁。”当然，他的话随即引发数千农民骚乱。

　　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胡锦涛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注意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要全面加强农村生产力建设，针对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环节，采取综合措施，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二是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广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途径，形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三是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四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五是要坚持以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关心农村困难群众生活，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

　　六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统筹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全面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活力。

　　世界其他国家农民现状

　　把农民当成幸福的最快乐者，一个重要的可供解释的原因就是，农村居民不像其他社会群体，他们由于信息沟通不便利，不容易获取新的参照点，自然会保持很长时间的幸福感。但他们的幸福，其实只是苦中作乐罢了。每个稍微明事理的人都会知道，这哪是幸福，这是大痛无声。 所以我们必须给点参照物。

　　1.印度:农民要领工资

　　2005年印度议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根据法案，印度政府今后将每年斥资4000亿卢比（1美元约合43卢比），确保印度7.2亿农村人口中每个家庭每年都能获得100天的就业机会，并领取政府发放的工资。

　　印度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很有特点的。第一，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津贴，以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二，无房的贫困农民可以获得政府的建房补助，以得到基本的居住条件;第三，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由中央和邦政府给予补贴，印度的小学教育实行免费政策，在条件好的邦，中学教育也实行免费，学生可以免费得到书本，有些邦的学生还可以得到免费午餐；第四，对贫困人口购买粮食实行低价政策，以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

　　2.韩国:农产品不愁销路

　　20世纪60年代，韩国十分贫穷。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

　　政府首先投资了20亿美元， 免费向各村提供300包水泥。于是桥梁、公共浴池、河堤、村级公路等修建了起来，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韩国基本构筑起了乡村公路网，实现了村村通车。

　　茅草屋变成砖瓦房，油灯变电灯，是韩国农村面貌变化的第二步。在建房的同时，农村开始实施自来水化，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在全国推广高产水稻品种，使韩国稻米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

　　1988年后，韩国农民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了“农协”，它是韩国农业领域最大的民间组织。农协成立了“农协超市”，在全国农村都设有农产品收购站和保鲜库，解决了农民卖菜难和卖粮难的问题。据统计，2002年，韩国农协系统全年销售农畜产品93亿美元，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10亿美元，生活资料14亿美元。

　　3.日本:世界上最舒服的农民

　　美国前总统卡特访问日本时，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卡特居然没有发现农村。卡特问，怎么都是城市的景观，没有农村呢？陪同他的日本人告诉他，有农村，沿途大部分景观是农村。

　　日本农民可谓是天下最舒服的农民了，从1973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以来，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日本农业人口在日本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日本政府处处都在维护农民的利益。

　　首先，日本政府给农民制定了非常优惠的税赋制度，农民的税负担比较轻。日本没有农业税之说，更没有各种摊派。从事农林水产业的个人和企业的税收，被纳入全国统一的税赋体系之中。

　　其次，日本政府在许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对农民优惠的政策，例如:食品安全对策;稳定农业经营，加快农业结构改革;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和山村落户等等。

　　日本政府还对外采用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方式，阻止外国农产品的进入，例如，日本的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

　　在医疗方面，日本农民完全无后顾之忧。即使是农民年老了失去劳动能力，没有储蓄，他们也能够依靠“国民养老保险”过上比较宽松和舒心的生活，他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0万到15万日元不等的养老金。而且，在医疗方面也同样有各种保险或保障，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根本不需要自己花钱看病。

　　4.美国：世界上补贴最多的农民

　　把中国农民和美国农民来比较确实有点不太妥当，美国农民是Farmer（也可叫农场主）中国农民那是地地道道的peasant（农夫）。

　　美国实行保护性的农业税收政策。农业税收不但不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相反，用于农业的开支却是美国财政开支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高达200多亿美元。

　　美国不但没有专门针对农业的税种，而且还为农业生产及农业投资等提供许多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包括:延期纳税，即农民当年的收成如未全部售出，所存部分可以等到下年再纳税;减税，即用于购买农机设备、建设生产用房等的开支可以从当年销售收入中扣除而减免部分税收。

　　5.巴西:银行贷款优先农民

　　为了鼓励人民从事农业，巴西政府对农业实行全免农业税、低所得税、全额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政策。

　　巴西法律规定，所有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25%～30%必须用于农业贷款，利息为8.75%（一般商贷利息为16%～25%）。在贷款给农民时，政府有两条优先政策，一是政府对国民经济需要优先发展的农作物和农业地区，给予特别贷款;二是对具体的农户，根据土地面积、农业产值、农业生产率等，发放50%、80%甚至100%的贷款，可分期还款。

　　巴西政府还实行农业保险制度，由巴西中央银行独家经营，分全额保险和分段保险两种。此外，巴西政府还推出了“产品售出计划”。在农作物播种前两个月，政府公布农作物的最低收购价格。农户根据政府公布的最低价格，因地制宜地自主选择种植品种和面积，一旦收获时卖不出去，政府以保护价格让中间商收购，差价由政府补贴。

　　农民工

　　在中国，农民工绝对就是农民，他们出则为工，入则为农。根在农村，一生奔忙。无论你出台多少改善他们处境的政策，但是只要根本的东西（户籍制度）不改，他们的宿命就仍然是宿命。

　　如果说绝对的贫苦造成了很多农民绝对的痛苦，那么为了解决痛苦的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民又陷入了新一场痛苦之中，而且这种痛苦他们更加没有心理准备。除了欠薪、低薪、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工作纪律严苛等一系列的问题之外，他们还面临着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撞击、家庭与工作的不能两顾、子女教育与老人赡养的种种忧心。

　　他们没有“五一”长假，没有劳动保护、没有工伤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你能想到的一切福利基本和他们绝缘。外资为何青睐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中国的《劳动法》里面写满的是重资轻劳的惯例。

　　他们的痛苦犹如春运火车上那攒动的人头一样多，有些人总是悲哀于农民工为何不采取合适、合法的手段谋得权益，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法律需要成本的，打官司需要金钱甚至关系的，一些现代文明的手段在文本中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又是另一回事;政策的目的是向善的，但手段上却被演绎成了不择手段的。你能苛求农民工干什么？

　　不回家的理由并不只是一张火车票

　　我一直没有想把我哥作为描述的对象，因为他说，他在中山（黄圃）的工厂在镇上属于中等，工资是发得出的，而且在前一个月，他还生动地告诉我，他们老板发了慈悲，全厂去了阳江旅游。

　　我一直把他的快乐当成了自己的快乐，真的。我甚至也以为他的快乐就是民工快乐的一个缩影。但是我错了。

　　1月25日，他来短信，说他会在广州坐车回家。在汽车站接到他时，他那黝黑的面孔写满了高兴和见到兄弟的爽朗，但是隐藏着些风霜。

　　哥在我家歇息了一夜，第二天绝早就出去了，说是去货运站等妻舅的汽车（免费搭乘回老家）。一直到中午，我漫不经心地去了条短信，问车到没。他说没有，我才感到了事情有变。果然后来通过电话联系后才知道车因为出了点事，不来广州了。

　　坐不了汽车总可以选择火车吧，我这么想。当天下午，我赶忙去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问有没有到衡阳的车票，里面的人很不屑地说，现在他如果能弄到车票，那岂不发财了。

　　第二天清早，哥去了火车站，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中午回来一脸的疲惫，不用说年三十，就是初一的火车票都没了。我傻了，不甘心，又和哥哥去了一趟代售点，恰好有一张去株洲的卧铺（经过衡阳），要180多元。我问哥买不买，他说，他这辈子没坐过卧铺呐，太贵了，眼神却里充满了期盼。

　　回到家后，哥私下嘀咕的时间多了，最后他竟然说，要回黄圃，不想回家过年了。由于我要上班，没时间劝解，后来下班回家，哥终于走了。

　　我翻检他留在我家的东西，一把“阳江十八子”（刀具，当地名产），估计是他唯一的旅游纪念品。还见到了一共10筒沾满灰尘的卷纸，就是小餐馆里擦嘴的那种，质量很差，我不知道他节省这玩意儿带回家干什么。

　　哥是在一家私人企业里做打磨的，每次要提起100多斤的粗料放到沙轮上去抛光，每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是扎扎实实的8小时，不能休息）。他从没有假期的概念，说那是单位人的奢侈货。我实在难以想象怀揣100多斤对他这个身材瘦弱的人是什么概念。我见过他的那双手，比原来在家干农活时更粗糙了，甚至还有过工伤的痕迹。也见过他那满是小洞的裤子（抛光时被火星洞穿的），就像被无数小虫子啃咬过，我原本想给哥几件衣服，但被他拒绝了。

　　他曾经在电话里对我说过，原来做打磨是没有任何劳保的，后来他去向老板提意见，才给工人发了口罩和工作服，他一直为这次举动骄傲。

　　但这次来广州，他已经没有了骄傲，他告诉我，今年他只拿了10个月的工钱，因为两个月没有做事。而且他每月的工资并不是个固定的数，多少完全由老板的心情决定。

　　看着哥一腔惆怅地离去，我一时间满腹酸水涌上，为哥的不合时宜的举动，也为自己竟然没有果决地买下那180元的卧铺票送给他而懊恼。

　　我没有了回家过年的喜悦，走到阳台上，我长时间呆滞地盯着冬日阳光洒遍的白云山，在那温暖洒遍的高大树冠底下，我分明发现更多的小树正在苦苦地为阳光而挣扎。

　　当夜我返回湖南。

　　大年三十的时候，我短信问候哥在异乡过年的况味，他给来一条伤感而调侃的短信:“红军长征至云南扎西过春节的样板。”

　　年初一的时候，他偷偷打来了电话给我，说对不起父母，没有陪他们过年，而他又告诉我，不回家过年主要是因为口袋中没钱，回家的底气不足。他还平淡地说，今天他吃了条鱼（自个在宿舍里煮吃）。

　　听了这些，我早已心乱如麻。

　　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对广东企业进行调查后认为，有1/4以上的员工不能按时领取工资，近一半的人被迫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约62%的员工一周工作7天，1/5的人曾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骚扰，半数以上工人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上涨了68元。其中东莞的新员工工资，比长三角和珠三角660元/月的平均水平足足低了16.8%。

　　006年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并传达出努力解决农民工遭遇歧视的七个方面工作:（一）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二）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三）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五）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六）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七）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