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杂志社

　　第一次看樱花，是在1999年的春天。当时我在日本四国岛的香川县研修，工作、生活都在濑户内海国立公园的范围之内。那年4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接收我研修的五户果树农家和当地农协的朋友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研修生一起到公园赏花。举头望去，漫天的樱花连成一片花海，在明媚的阳光下，流光溢彩，蔚为壮观。樱花树下，亲朋好友席地而坐，有人举杯痛饮，引吭高歌;有人略微小酌，浅唱低吟；更多的人则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轻松。

　　一个星期后，当我和一位中国朋友再次到那里时，又见另一番景致。纷扬的花瓣，随风飘摇；落英缤纷，撒满荒原。身在异乡的我们，见此情此景，还颇有几分伤感。我俯身抓起一把花瓣，仔细端详，怎么也想象不出它们几天前高悬于树时的风采。而日本人喜欢樱花，不仅欣赏它盛开时的绚烂，更感叹它凋零时的凄美。

　　可以说，单朵的樱花却丝毫不引人注目。不论哪个花期，樱花之美，都体现为一种集团之美。心系团队的协作、绚烂之前的谦恭、作为个体的内敛、作为团体的张扬，这是樱花的性格，也是日本人的性格。

　　崇尚协作的团队精神

　　关于日本人的团队精神，只要是谈日本人的文章多会提及。我只从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感受。在“人力资源管理”课学习日本企业的职员录用制度时，同班的日本同学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我们中国同学就很难接受。比如，一家日本的企业职员如果离开了他原来的企业，想再找一个好单位，是十分困难的。不像在中国可以频繁地“跳槽”，还有可能总是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单位。在日本，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即使有，也是少数拥有紧俏技术的人，但即便是他们，虽然能找到薪水更高的职位，但也很有可能只是这家会社的“合同社员”，而不是“正社员”。产生这种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对打造企业团队、培育企业文化的重视。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看来，经验比能力重要，只要在这个团队里按要求去学、去干，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日本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大多采取终身雇用制。

　　为了维护团队的运作，个人不求出头冒尖、集体不评先进模范（当然不是绝对的，但与中国相比，极少），这也是日本人的一大特点。那么，个人奋斗的原动力从何而来呢？可以说一半来源于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不给人添麻烦；而另一半最体现日本人的性格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已经随日本文化的传承而融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的一个观念:不能被人耻笑。假如自己工作不努力、不认真，就会拖集体后腿，就会给所有的人添麻烦，甚至会被人耻笑。

　　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过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两个日本人同时到中国的一所高校担任日语教师，一年后，这所高校把其中一位评为优秀外籍教师。另一位没被评上，他觉得无法理解，认为这是他的耻辱，并给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质疑学校的做法。信的大意是说，我一年来已经为教学尽了全力，当然也肯定有不足之处，有可能不如其他老师，可是，为什么校方从没有人向我指出过哪里做得不够，哪里需要改进？这就是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误会。

　　也正因如此，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是世界一流的。不同企业各有特色，但同一企业里的员工，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言行整齐划一。好比赏樱花时，人们会比较哪棵树漂亮，决不比较哪朵花漂亮。

　　卑微谦恭的学习态度

　　对日本人学习态度的第一体验，是从我当研修生时教他们包饺子开始的。到日本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两个中国研修生想换换口味，自己动手包了一次饺子，并送了一些给接收我们研修的几个日本朋友吃。他们觉得好吃，还听说我们连饺子皮都是自己擀的，于是提出让他们的夫人跟我们学。我们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但那几位日本主妇的学习态度，让我们大吃一惊，还觉得有点不安。因为她们竟然把我们两个并不擅长包饺子的南方人包饺子的全过程做了记录，我们随手抓的一把配料，她们也量化为“某某材料约多少克”，全部记下来。后来才发现，日本人就是这样学东西的：只要他认为你的某一方面比他强，哪怕你的地位很低，他也能放下架子，认认真真地学、原原本本地学。当然真正学到手后，他会进行改造提高，但在最初阶段，决不想当然，决不走捷径，决不学走样。

　　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是日本民族每一次进步的起点，也将日本人卑微谦恭的学习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模仿自不必多言，就连一位有名的右翼反华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一翻开唐诗宋词，心中就升腾起一股乡愁，那是文化的乡愁，文化的根。我曾看过日本中学生的国语课本，发现他们初一就开始学论语和李白、杜甫了，最让我吃惊的是日本的高考竟然必考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我试着做过1999年的试题，很惭愧，没全对。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甚至被某些人尊为日本的“思想国父”，他在1862年得知中国只有十几人能教英文时（当时日本已有500多人能胜任英文教师），说了一句:完了，清国完了。由此我又想起了当西方列强刚打开日本国门时，日本天皇交代国民的一句话:要像过去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洋人。从那以后，日本开始了模仿西洋、“脱亚入欧”的进程。日本古籍《菅家遗戒》中最有名的论述是“和魂汉才”，在日本流传近千年，可明治维新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和魂洋才”，这个词汇至今仍广泛使用。可见，日本人的学习是有选择的，日本人的谦恭也是有前提的——你必须比他强。

　　内敛与张扬、传统与现代

　　1998年，初次踏上日本土地的我，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可一开始却没发现什么能让我吃惊、让我震撼的东西。黄皮肤黑眼睛的面孔、方方正正的汉字，让我没有多少身处异国的感觉。但几天后参加的一次活动给了我全新的感受。那是当地的秋季“例祭”，即每年秋季举行的民间活动。我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看着几十人抬着“神舆”高声吆喝着走过来，当中有平日西装革履的公司职员，有文质彬彬的教师，还有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新新人类”，但此时全都换上了日本的民族服装，头上还缠着彩带，一个个早已汗流浃背却仍拼命颠着肩上的“神舆”，涨红着脸声嘶力竭地吼出一些我听不懂的日语。周围的人也大都被感染，一个个兴致盎然。这时，我才感到:我在日本，我在异国他乡。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我感到的是一种孤独。

　　在中日两国都有较长生活经历的人告诉我，一到日本，就有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建筑物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与中国完全不同。而民间各种各样的“祭”，当属这宁静沉稳中难得的喧嚣。它的存在与变迁比较集中地折射出日本人身上的内敛与张扬、传统与现代。其实，不光是“祭”，日本还有很多传统文化遗产也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继承。我曾参加日本某县日中友协组织的到日本人家中客居三日的活动，主人是一位房地产商。他喜欢日本传统的曲艺形式——能乐，于是专门在附近的山上建了一座别墅式的“能乐堂”，有专业的舞台和布景，专门用于和当地的能乐爱好者切磋交流、自娱自乐。

　　看到在高度现代化、高度西化的当今日本还保留着如此众多的传统元素，看到日本人在模仿、吸收之后的改进和发明，对日本人才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富士山式的

　　社会结构

　　富士山是日本的标志，我在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月登上了富士山，第二天下山后，泡在山脚下的温泉里，回望这座刚刚被自己征服了的山峰，再回想自己前后生活了两年的日本，心里别有一番感受。当时有个第一次见面的日本朋友问我，对日本社会的印象如何？我只简单说了几句，又觉得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过后当我一个人静静地望着富士山时，才发现，如果要找一个东西来比喻我心目中的日本社会，富士山倒挺合适。金字塔形的纵向的社会结构，也可说是富士山形;强调均衡发展与社会公平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就像富士山外观一样四平八稳;社会内部孕育的变革，则像这座休眠的火山一样有复苏的可能;强大的经济实力掩盖不住经济结构的弊病与漏洞，就好像远看线条完美的富士山其实遍布大小不一的火山熔岩，还有巨大的火山口。

　　纵向结构的社会

　　一位在日本农协工作的朋友从中国回来后，说起一件他很难理解的事。他到中国的一个县里考察，当地很重视，好几个领导在门口迎接他。他没想到，第一个被介绍并与他握手的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才30多岁，农业局局长、副局长都是40多岁，而全程陪他下乡的农技站长已是50多岁的人了。对于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他之所以惊奇，是因为在日本决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日本也有少数年轻的政治家，比如30来岁的国会议员、30多岁的地方行政首长，但他们多是出身于“政治世家”，而且是通过选举当选的，故被称为“政治家”。而日本的“政治家”（主要指各级议会的议员和地方的行政首长，均通过选举产生）和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公务员通过考试录用，又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不同序列，国家公务员的最高职位是内阁各省的事务次官，而在这之上的政务次官（副大臣）、大臣等必须由国会议员担任，换句话说，他们属于“政治家”序列。而除他们之外，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企业职员、或是社会团体的职员，其职务升迁必须讲资历。“年功序列”是日本企业的三大特色之一，即工资与职务均与为企业服务的年限紧密挂钩。提职时一般是在同等资历的人里选能力强的，而未升迁的人有可能被调整岗位，比如一些50来岁的高级别公务员会被安排提前退职，然后到民间团体或企业工作（在经济上一般没有损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上下级关系的顺畅。所以，几个日本人在一起，一般凭年纪大小就可判断其职务高低。

　　而且，日本人部下对上司的服从可以说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有一种心理上的天生的敬畏，而不仅仅是因现实的利益因素（比如怕被“穿小鞋”等）。一个社会人总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日本人对纵向关系的重视明显高于对横向关系的重视。所以，这是一个论资排辈的社会，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纵向结构的社会。

　　注重平衡的社会

　　和日本人谈起日本社会，他们常会说起一个词：一亿中流。意思是大约一亿日本人自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处于“中流”水平（日本人口1.28亿），与统计结果也大致吻合。日本国土面积小，比较注重经济的均衡发展，重视通过二次分配等各种手段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产生太大的差距。

　　我研修时在日本农村生活一年，留学时在东京生活一年，对日本城乡差距之小，感受极深。现在日本农村的大部分农户是兼业农户，除了干自家的农活外，还在公司工作，总收入当然不低；而专业农户虽然平均现金收入不高，但与生活在城市相比，有不少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际生活水准并不低。六年前接收我研修的五农户，三家是专业农户，两家是兼业农户，我感觉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比东京的一些工薪阶层高。

　　家庭汽车的拥有量远远高于大城市，农村的卫生环境也非常好，不少农民的住宅整修得像别墅，没有农民在家里养猪、养鸡，只有养宠物。我研修所在地的一所小学，若按当地人口数量衡量，只相当于国内规模很小的村完小，只有30多位学生，但却有10位老师，有高大的教学楼，有室内体育馆和游泳池。他们的理念是，不管孩子出生在哪个偏远农村，都有权利接受和东京一样条件的教育。

　　东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整体工资水平相应地比日本其他地方高，但也只有10%～20%的幅度。而且，除了医生、律师等少数行业（都是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行业，而不是所谓的“垄断行业”）外，各行各业的工资收入没有太大的差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开玩笑:我们日本在搞共产主义。2005年6月我在东京参观一家老人护理中心时，又听到有日本人这样说。日本从2000年开始建立了护理保险制度，目的是弥补医疗保险制度的不足。因为不少老年人并没有明显的疾病症状，只因身体衰弱而部分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后，年满40岁就要在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同时，缴纳护理保险费。到需要护理时，所有的护理费用个人只须承担10%，其余部分由护理保险基金和各级财政按规定比例承担。护理项目非常多，包括定期上门帮助洗澡等等。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常年住在护理中心的老人，收费标准是每月50万日元（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月薪是40万左右），如果没有保险，很多人负担不起，但参加了保险则人人都能承受，因为领到的养老费比个人要承担的护理费高。

　　孕育变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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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