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预告”:“鹰派”人物整体下沉

　　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并不令人意外。

　　事实上，自从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以来，伴随虐囚丑闻等多项丑闻的曝光，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压力就在一天天增加着。以至于在中期选举之际，美国几家有影响力的军方媒体同时刊登了“劝退”拉姆斯菲尔德的文章，在这一不寻常的举动背后，则暗含着强烈的民意的支持。

　　对于拉氏的辞职，共和党也觉得是在情理之中，甚至于在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后，有共和党人还在私下里说，“如果他早点辞职，我们或许还会保住一些席位”，而有媒体则相信，如果布什政府能够早点改变它的不受欢迎的政策和行事风格，共和党今天就不会如此尴尬和无奈。

　　拉姆斯菲尔德去职的另一层意思则是，美国“鹰派”人物在经历伊拉克战争后势力的减弱。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9·11”之后，“鹰派”特别是新保守派曾经是那样的风光无限，在五角大楼和外交决策圈中，“鹰”的声音盖过了其他的发声的总和。

　　事实上，自从布什接受他父亲的建议请切尼出山做他的竞选伙伴时，就预示着一个不同于克林顿的美国时代的开始。而在反恐战争打响后，布什政府中就形成了关系十分微妙的四人团，他们是副总统切尼及其助手刘易斯·利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助手保罗·沃尔福威茨，这些人不仅交情深厚，而且惺惺相惜。

　　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可谓老相识，两人最早于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中有过密切合作，当时拉姆斯菲尔德是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28岁的切尼是他手下的一名幕僚。此后在尼克松政府的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和福特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任上，拉姆斯菲尔德又两次领导了他。后来，切尼曾开玩笑地说，“今天我看他时看到的是国防部长。而他看我时——呃，看到的还是唐·拉姆斯菲尔德的助手。”

　　更为巧合的是，两人还在不同的时期担任过相同的职务:国会众议员、白宫办公厅主任（在福特执政期间切尼曾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此职）和国防部长。天长日久，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成了密友，1999年夏天切尼夫妇庆祝结婚35周年时，拉姆斯菲尔德夫妇是座上嘉宾，两对夫妇经常到对方家里做客。

　　而沃尔福威茨和利比相识也有30年了，这段交情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胜过他们与布什或是与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关系，他们不仅曾经是上下级关系，还有师生之谊。早在1973年，当沃尔福威茨在耶鲁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时，利比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几年后，沃尔福威茨主管里根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时，利比被选为他的助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四人相继在７届政府中任职，但他们一起为同一位总统效力还是头一遭，这种“偶然”的“聚会”带来了并不偶然的结果，正是他们四个人促使美国对伊拉克采取了强硬政策，把先发制人作为主要原则，并且声称在危险的冷战后世界中，美国必须保留主动出击的权利。《纽约时报》援引国务卿鲍威尔的一名共和党盟友的话说，这几个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哲学，觉得‘我们必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事情做完后，全世界也会知道这是正确的’”。

　　这种能量聚会产生了一系列相关影响。一方面，它使得鹰派的种种主张得以有力推动，包括伊拉克战争及其他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打上了浓重的鹰派印记。另一方面，也使得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在内的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自负和强硬起来。这种自负不仅得罪了许多人，也使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犯下了许多错误，并直接导致鹰派势力的受挫。

　　不仅如此，鹰派人物自身的诸多不检点也成为了舆论和反对者攻击的口实。在过去几年中，无论是利比的因丑闻辞职，还是切尼卷入公司承包纠纷，都直接影响到鹰派人物的公众形象，随着沃尔福威茨和博尔顿离开华盛顿决策圈，随着利比的辞职和此番拉姆斯菲尔德的去职，鹰派势力整体下沉，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强硬派占主导力量的外交时代的终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众和舆论对拉姆斯菲尔德的辞职“预告”以及选民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择，也是在变相为一个时代“送行”。

　　拉姆斯菲尔德勾勒出的美军蓝图

　　抛开感情因素，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需要客观和实事求是。对于布什政府来说，拉姆斯菲尔德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伊拉克战争责任等问题来说，拉姆斯菲尔德辞职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这也不能埋没他对美国军事的贡献，他为美军勾勒的21世纪蓝图仍将影响着这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未来。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间，拉姆斯菲尔德一直都在努力进行着他所中意的军事改革。

　　早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就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词。我们需要摈弃‘旧思想’，开始按实际情况思考这件事。”

　　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旧思想”，指的是以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名字命名的军事理论，其主要原则是利用决定性或压倒性的兵力来达到明确的目标。但突如其来的“9·11”和其后的阿富汗战争却修正了这一思想。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根除难以捉摸的恐怖网需要的不是决定性的兵力而是有针对性的行动。

　　从阿富汗战争开始，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就尝试着努力用有限的军事行动（空袭、特种行动和中情局秘密行动）来取得压倒性兵力旨在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消灭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并把阿富汗好战的塔利班政府赶下台。在经历过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五角大楼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有更加灵活而有力的应对机制，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伊拉克战争的进行，至少是巴格达的陷落，似乎证实了拉姆斯菲尔德关于军队的要求:战斗单位要装备更轻、机动速度更快、可进行实时联络和协同，并且有特种行动部队和远距离精确武器作为后援，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

　　拉姆斯菲尔德本人对过去几年美军实力的提高也感到满意。今年5月，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小组委员会就2007财政年度国防部预算案作证时，拉姆斯菲尔德说，今天的美国军事力量与五年前有很大的不同，能力大有提高。

　　他举了如下一些例子:2001年，美国军队仅有大小不等的各类无人驾驶飞行器132个;现已增加至3000多个。过去，海军只能同时部署三个航母战斗群，在30天内再增加两个。今天，海军可同时部署六个航母战斗群，90天内再增加一个等等。

　　不过，让拉姆斯菲尔德们感到有些多少意外的是，美军实力的增强，却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由于在军事上过度自信，阿富汗战争之后的五角大楼滋生出一种近乎傲慢的乐观主义情绪，而随着倒萨的成功，这种自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人甚至认为美国独力便可应付几乎所有事情。也正是从那时起，拉姆斯菲尔德开始走上提前离任的道路。

　　伊拉克战争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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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