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殷弘

　　中国和平崛起在最起码的意义上直接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第二，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与此同时，和平崛起还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的是可持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

　　★ 从理论和历史意义上界定中国崛起

　　中国的崛起本身需要有一种关于“终极目标”的理论性和历史性标准。简单地说，需要明了什么是现当代强国。

　　现当代强国观念可以被分解为强国资格和强国形象。

　　就强国资格而言，所谓强国在现当代是:它在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存在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它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包括足够的中远程力量投射能力，以至在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在战时能够抗御至少其他两个强国的联合力量;它被其他国家广泛地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体系内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连同足以严重影响其他多个国家的安全的国内问题;它通常与体系内其他一些强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国际价值观念、共同国际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从而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协调网络的组成部分。由此，强国资格一般由特定的实力、利益存在范围、被承认的国际特殊权利和被承认的国际特殊身份构成。

　　强国形象，一般由国际社会内全体或大多数国家的四种意象构成:一是关于该国有无强国地位的意象;二是关于该国在其至关紧要的利益遭受威胁或侵害时是否有能力和意志予以捍卫并取得成功的意象;三是关于该国的行为，尤其是它如何使用强国权利和是否滥用这类权利的意象;四是该国是否履行它对国际安全、经济稳定和其他国际公益理应承担的责任或义务的意象。

　　★ 从实践意义上界定中国崛起

　　以中国崛起的强劲趋势持续下去为前提，美国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可能逐渐倾向于认真考虑，甚或最终采取某种根本的“中美结构性矛盾解决办法”。那就是: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采取“选择性优势论”或“优势分配论”，接受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领先地位，连同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主要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限）的对美军力均势甚至起码优势，以及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与此同时，美国持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总体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政治影响优势。至于在世界能源消费、世界货币体制、全球性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主要问题、主要价值观念体系间关系等其他主要功能领域，则实行中美权势共存、双边和多边政策协调及选择性合作的原则。

　　★ 中国崛起的价值要求

　　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根本范畴在“自由”、“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之外，还有“经济成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民族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跨国价值远非出自中国的创造。因此，综观中国的发展和其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我们目前在力量或权势增进方面越来越有信心，在和平地、正当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或权势格局方面的信心也显著增长。可以预料，伴随中国的崛起，国际规范体系势将发生重大的进步性的演变。但是，现在还难以预言当代中国将对世界基本的跨国价值体系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的大贡献。严格地说，当代中国人在这方面现在仍然大不如过去的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如今天的欧洲人，或许也不如“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苏联人，以及20世纪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大兴起和大胜利时代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自己。中国面对的历史性挑战在于:中国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的国际和跨国适切性和创新性的“北京共识”？我们将最终发觉，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特别是能否经久保持为世界强国，将主要由中国是否能成功地对付这一挑战而决定。

　　（作者:本刊顾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