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 鹏

　　应该说，当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稳定并朝积极方向发展。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有限合作”，减少了因台湾走向“急独”而冲击两国关系大框架的战略风险;两军交流正在逐步恢复并进行了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两国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在降低;中美在朝核、伊核、反恐、反扩等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正在展开越来越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增进了彼此战略信任;以新近搭建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标志，中美之间各种机制性平台运行良好，相对成功地控制住两国在经贸、人权、外交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中美高层沟通顺畅并趋于制度化，中低层及民间交流全面发展，两国立法部门之间的往来也日渐频繁并产生良好效果。

　　自2001年“撞机事件”以来，中美保持了近六年的稳定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起伏不定的基本规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成功的战略运用及中国和平崛起态势的展现，使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中的战略主动性明显增强，把握对美关系的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二是美国深陷反恐、伊拉克战略困境，既无法集全力应对中国崛起，又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必须倚重中国的合作，客观上扩大了中国和平发展和推进中美关系的战略回旋空间;三是中美之间已然形成难以轻易拆解的战略依存关系和复合型交流互动机制，它们构成中美关系稳定的润滑剂和安全阀。从这三个因素看，中美之间目前的稳定局面并非完全基于双方深厚的内在需求，外因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主要是靠共同利益所推动，而远非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因此，这种稳定的基础仍不牢固，决不能视为理所当然。

　　一句话，中美关系虽然稳定，却不够健康。

　　为什么说中美关系稳定，但并不健康呢？因为中美战略互信仍难建立，战略猜忌仍很严重，战略防范仍在加强;推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国内政治、社会基础仍不牢固，美国对华态度的总体气氛仍未得到根本改观;中美结构性矛盾仍未找到有效的“解药”，随着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仍难排除。

　　把中美关系放在相对长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去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2005年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这33年里，中美关系大体实现了第一次正常化。而从现在开始，中美关系正在步入第二次正常化阶段。这个阶段也将至少持续一二十年时间。

　　中美关系第一次正常化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成就是双方政治关系的全面正常化、经贸关系的基本正常化和台湾问题大体处于可控状态。然而，第一次正常化虽然实现了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却并未实现战略关系的正常化，即未能解决两个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在亚太和全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和平共处的问题;第一次正常化虽然大体实现了经贸关系的正常化（标志是中国加入WTO和美中正常贸易关系的建立），却未能实现军事安全关系的正常化，两军关系仍带有浓厚的冷战遗迹和潜在对抗色彩;第一次正常化虽然使台湾问题总体处于可控状态，却并未导致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使和平统一的难度增大;第一次正常化虽然促使中美关系实现了稳定，却并未同时实现健康，而是呈现出一种“亚健康”状态。

　　第一次正常化遗留下的战略性课题，恰恰构成中美关系第二次正常化推进的起点。眼前，人们需要集中思考的问题有:美国是将继续深陷反恐和伊拉克困境，抑或有尽快脱困之道？它们将分别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或者，美国能否真正做到一手反恐、一手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对华“利益攸关方”的新战略定位是策略性的还是战略性的？是得到两党一致认可并能被继承和延续的政策基调，还是可能继续出现反复？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诸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新保护主义、民族心理上的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正在浮现的新地域主义等，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中美关系未来合作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摩擦点和冲突点将会主要发生在哪些领域？

　　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复杂性特征由此可见一斑。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4月访美期间首次公开提出，中美不仅应当成为“利益攸关方”，更应成为“建设性合作者”，这一定调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如果说2006年的中美关系在更多的方面体现出中美双方越来越利益攸关，那么，从新的一年开始，中美双方理应是执行增强建设性合作。这既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

　　（作者: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